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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山道（第4页）

久间的毛发则是以其他凝胶进行的鉴定。

换句话说，凶手与久间的DNA没有同时泳动，无法直接比较条带位置，各个条带位置是用标尺读取后换算成数值的。科警研用这种方式判定凶手与久间的DNA型都是“16-26”，可这个标尺就是上文提到的有缺陷的123bpLadder Marker，很难不让人怀疑其可信度。

此外，我还得知了一件事。科警研的DNA型鉴定结果出来后，久间并没有立即被逮捕，反而是检方请了第三方再次进行鉴定，可鉴定结果却成了残留记录。

被委托的第三方是东京帝京大学医学部的石山昱夫教授。帝京大学得到的鉴定试样极少，除了久间的头发，还有分别装在四个塑料袋中的四根一厘米左右、淡褐色细丝状纤维。帝京大学认为数量过少，用MCT118法无法鉴定，便采用了线粒体法与HLADQB法。

结果，从纤维中检测出了两个被害人的DNA型，却没有检测出久间的DNA型。不仅如此，通过线粒体法还检测出与被害人及久间都不同的另一种DNA型。这个结果与科警研的鉴定矛盾了。

福冈县警察局是如何处理的呢？这次鉴定以福冈县警察局本部部长之名委托实施，却被认为由于送检试样过于微量，未能检测出久间的DNA型，鉴定书归为残留记录。

挖出警方这个秘密的是辩护团。辩护团得知帝京大学鉴定的存在后，要求检方出示鉴定书，并将其带到了法庭，可法院完全接受了警方的说辞，仅采用科警研的鉴定便下达了死刑判决。

“足利事件”中，日本大学医学部的鉴定结果被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；“饭塚事件”中，帝京大学的鉴定同样没能得到采纳。两起案件的判决书中，都高度评价“拥有专业知识、技术、经验”的科警研技术官。可这么高的评价只给科警研妥当吗？我心生怀疑。科警研与大学之间一直开展人才交流活动。二〇〇八年任科警研所长的福岛弘文就曾就读于信州大学，指出123bp Ladder Marker存在缺陷。

除了鉴定技术，科警研的所作所为也让人生疑。

他们说，除去送到帝京大学的丝状纤维，剩余的试样都被用完了。这种试样用光、无法再鉴定的情况，本身就很有问题。

当初从现场采集回来的试样有五种，分别是从两名被害人身上采集的四种血液，以及现场树枝上附着的血迹。送检样本的照片显示，试样都是直径一两厘米的脱脂棉块，可送去帝京大学时，只剩四根丝状纤维。

在科警研一九九一年内部读物《用于侦查与鉴证的DNA型分析》中，关于鉴定试样的必需用量是这么规定的：“可实施DNA型分析的血迹量为2×2mm以上。”

“饭塚事件”的辩护律师岩田务说：“本案中有四个指甲盖大小的试样，这些量足够鉴定一百次了。”

为何“饭塚事件”会消耗如此多的试样，递交给法院的却只是一次的鉴定结果？这次鉴定的负责人与“足利事件”一样，是主任研究官S女士。

福冈县科搜研的一位技术官在供述调查书中写道：“虽然久间三千年是案件凶手的可能性很大，但为了补充科学警察研究所的鉴定，有必要请第三方机构实施鉴定，因此，委托帝京大学的石山教授用剩下的试样做了鉴定。”

技术官致电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S女士，要求返还试样。S女士回答：“我们这里剩下的量不够再做一次鉴定，你们不介意的话，就请拿去吧。”

在美国，为了日后可以再鉴定，会预留一些试样，这是DNA型鉴定的前提。如果科学实验的结果要成为定罪的证据，为了证明证据不可动摇，就必须保存试样。

日本《警察官实务六法犯罪侦查规范》中这样规定：

第一百八十六条　鉴定血液、精液、唾液、脏器、毛发、药品、爆炸品等物时，尽可能不要全部耗尽试样，必须考虑今后再鉴定的需要，只使用一部分，剩余留存。

那四根丝状纤维就是科警研遵守这条规则的体现吗？一九九五年，S女士在福冈地方法院作为证人出庭，辩护律师问她：“如今的状况，是无法再鉴定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